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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英宗亲征瓦剌兵败被俘明使节用火器震慑敌军

发布时间:2019-06-29 19:55:03 阅读: 来源:酚醛泡沫保温板厂家

正统十四年,即公元1449年,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,结果兵败被俘。当时跟着明英宗亲征的,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官员,名叫杨善,官居礼部侍郎。

发生在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以及接下来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,是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明史,关于它的政治军事意义,这里不再赘述。

其实,历史在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之外,很多技术上的细节也是挺有趣的。有时,细节就决定了高度,决定了趣味。在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之后,明朝官员和瓦剌首领的一段谈判,信息量就极其丰富,值得回味。尤其有趣的是,土木堡之变,还和广东产的铁锅有一定关系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细节一:

明朝外交使节用火器震慑敌军

正统十四年,即公元1449年,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,结果兵败被俘。当时跟着明英宗亲征的,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官员,名叫杨善,官居礼部侍郎。

在刀光剑影、矢石如雨的战场上,这位六十多岁老人的生存能力杠杠的,居然让他给逃出来了。之后,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,景泰帝登基。

第二年,杨善以右都御史的身份,出访瓦剌。这次去,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,给深陷敌营的明英宗送去生活补助,同时受到了瓦剌国主的接见,双方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谈话。

杨善这人学问不高,没有中过进士,连举人都不是,《明史》评价他“无学术,滑稽”,大概也就是个脱口秀高手,然而,他的谈判水平确实给大明王朝挣够了面子。

瓦剌国主问他:你们明朝的军队怎么这么不经打,三下五除二就被我们活捉了皇帝。“土木之役,六师何怯也”。

杨善答得倍儿有面子:“不是我们不够你们打,而是我们根本没想跟你们打,只是想去跟你们友好会见,没想到你们发动战争,让你们得手了。”言下之意是你们耍手段,胜之不武。

接下来,杨善口述了大明朝将如何在边关布置国防线:除了用铁橛子防备北方的战马之外,我们还改良了火炮技术。要知道,以前的火炮,一次只能发射一枚炮弹,杀伤力有限,如今得到了大大的改善,每门大炮里充满鸡蛋大小的石头,容量大约一斗,一次发射出去,炮石散开,杀伤范围可达到方圆数十丈,敌军的人和马,一个都跑不了。

除了改良大炮,令其杀伤力大增外,杨善还透露了明朝正在研制的一件利器:两头铳。

火枪刚进入战场时,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,其实是很尴尬的。因为射击之后,枪手要重新填充火药,这么一耽搁,敌人的骑兵就冲上来了,而枪手们还在填火药,又害怕火药炸裂,伤及枪手,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如冷兵器的骑兵。而火枪部队的这种局限性,在杨善的口中被突破了。那时明朝采用了两头铳,以前的火枪只能单放,而这种两头铳却可以装几枚弹药,更神奇的是,还可以旋转连续射击。

杨善不愧是口才高手,将这种新科技战争说得栩栩如生,据《明史》和明朝冯梦龙的《智囊》记载:“装铁弹子数个,擦上毒药,排于四层,候马来齐放,俱打穿肚。”等前面四排火枪手射完弹药,敌人的骑兵来冲锋时,两头铳就开始成排射击,把敌军人马的肚子都打穿。

杨善对明朝新式火器的描述,确实起到了震慑敌人的作用,说得瓦剌那边的人脸色都变了。后来他们之所以愿意归还明英宗,不再南下,也和这种新式武器的威慑力有很大关系。那么,杨善到底有没有吹水?还是看资料吧。

透露信息:

徐光启曾想建立

一支近代化军队

翻开《明史》的“兵志”,确实提到了杨善所讲的“两头铳”,“正统末,边备日亟,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”。据史书描述,这种武器置放了三个火药筒,一次三发,能击溃敌军的骑兵,射程三百步。后来甚至发展到一点燃火线,就九箭齐发,令人胆寒。

明朝初年就很重视火器,明成祖的时候还设立神机营,并有圣旨称:“神铳,国家所重。”早在永乐年间,河北边防各山顶都设置了大炮。

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,即徐光启,大家可能只知道他写的《天工开物》,殊不知他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担任明朝的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,这几乎是张居正的地位了,也算是明朝罕见的理工男大学士。

理工男徐老师很有眼光,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有了建立火器部队的设想,我们一起看看他在崇祯四年(1631年)的奏章。徐老师的设计是这样的:每一个营配备双轮战车一百二十辆,炮车一百二十辆,西洋大炮六十门,中炮八十门,鹰铳一百门,鸟铳一千二百门,配备作战士兵二千人。这算不算明朝军事的大数据?

理工男徐老师对近代化火器作战也有具体设计:如果大量敌军迎面而来,明军就用大小火器轮番射击,“遇大敌,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”;如果是铁骑兵来袭,明军就用大炮直接射击,“若铁骑来,直以炮击之”;轰完之后,再用步兵冲锋。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战争的饱和射击。

这个理论,让三百多年后的沙漠之狐隆美尔捡到了,他就喜欢饱和式炮击。当然,不是隆美尔有意学徐老师,而是在战术上,两个人想到一块去了。

可惜,明朝来不及等到实现徐光启的军事设想就灭亡了。

细节二:

围绕“马和锅”

进行讨价还价

咱们还是回到开头,继续说说杨善与瓦剌国主的谈判。讲完军事技术上的,就讲经济层面的。

瓦剌方面说:你们明朝买我们的马,却又刻意压价,甚至砍价八成,这很不公平,“奈何削我马价”?

杨善等瓦剌国主吐完槽,马上跟着吐槽:不是我们砍价,确实是买不起,贵国每年提供的马越来越多,价格又高,我们不忍心拒绝,但又承受不了,不得已只好稍稍砍价,“价难继而不忍拒,故微损之”。其实这个所谓的“微损之”,是杨善说的客气话,土木堡之变的前夕,就是因为太监王振故意要砍掉马价的八成,才引发战争。

买马是明朝政府的事,还有民间的商业交易,瓦剌方面也吐槽:你们明朝的铁锅太贵啦,一口锅居然要两匹绢,岂有此理?

杨善对此也应答自如:贵国可能不知道吧,这些质量好而耐用的铁锅是广东产的,广东和北京相距万里,光是运费都不少,卖贵一点理所当然。你们不肯出高价,卖方又不愿降价,两方发生矛盾,卖方只好关门不理你们,我们皇上哪里知道这些小事情,“卖锅者闭门不卖,皇帝如何得知”?

其实这也是明白地告诉对方,你们买锅是民间交易行为,我们朝廷没有插手的权力,也不好定价,犯不着为此发动战争。 瓦剌国主一听,觉得蛮不好意思,承认自己理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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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顺古镇,和顺是云南的第一侨乡,明清时已有许多和顺人往缅甸经商、谋生。和顺商人在中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南诏太和城遗址,位于云南大理古城南7.5公里、苍山佛顶峰麓、太和村一带,是研究南诏初期阶层的结构,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。

《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》该书作者杨煜达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。

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“莽匪”,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“木匪”,清廷知道“木匪”就是缅甸王朝;至于“莽匪”是哪一部分人,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,实际上没有搞清楚,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“莽匪”和“木匪”都是缅甸王朝。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,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。

东方早报(博客,微博):清初,中缅关系在这一地区是怎样的情形?

杨煜达:清初吴三桂追击永历皇帝,率兵进入缅甸,缅甸把永历皇帝交出来之后,两个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政治往来,但是经济交流非常频繁,远远超过以前。

我们知道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得很早,但是这条路上物流量实际上是不大的,因为交通条件十分困难,只有价值特别高的珠宝、丝绸等类商品才得以在这条道上流通。到了清初,这种贸易完全变化了,有大量云南内地汉人到木邦等掸邦高原地区种棉花,又有客商将棉花带回云南。因为云南本地不产棉花,棉花就变成中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产品,贸易量非常大。而内地大量的丝制品、铜铁金属和各种日用百货也大量进入缅甸,可以说,双方的经济往来直接影响到了滇缅双方人民的日常生活。

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,雍正时期有记载说,缅甸王朝误听谣言以为清王朝要收回木邦,于是就闭关不让云南内地人过去种棉花,然后云南的棉花价格飞涨,老百姓就缺少衣料可买。可见,双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。

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,从明代开始,大批内地人来到这个地方开矿,主要是银矿,当时比较著名的大矿有茂隆银厂、波竜银厂,后来英国人也在波竜银厂大规模开采,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银铅锌矿。

我曾经对这里的银产量做过估计,欧洲专门做冶金史的专家讨论认为这个估计偏保守,依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银产量更大。这样的白银产量对中国的白银流通影响很大。所以,缅北地区的经济对西南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有影响的。

东方早报:那么,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态势是如何被打破的?

杨煜达:十八世纪中期,按照缅甸的说法,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很腐败,任用非人,导致了缅甸的内乱。缅甸内乱首先就表达为民族战争,表达为孟族对它的反抗,并且也是孟族人最后攻占了缅甸的都城阿瓦。

在阿瓦被攻占之前,缅甸国王派了一个使团,由在茂隆银厂开矿的矿主吴尚贤陪同到北京向清廷皇帝进贡,表示臣服,但是这个使团还没有回到缅甸,阿瓦就被攻破了。此时清王朝态度很有意思,虽然说缅甸王朝已经前来投奔,但是清王朝采取完全的中立政策,包括缅甸的一个王子和王妃逃到边境—就是现在的瑞丽,要入境避难,北京表示不同意,这些人从此就没有下落了。

后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,缅甸军队几次进入内地。起初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缅甸一方要求中国归还入境的难民,这要求不过分,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难民愿意回去,难民中有些人是反缅的,他就不愿回去。

东方早报:清廷为什么选择完全中立的态度?

杨煜达:缅甸内战是从乾隆初年开始,缅甸使团入京朝贡是在乾隆十五、十六年,缅甸王子要求避难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前后。

当时清朝整个战略的中心是对付准噶尔,一方面是无暇顾及,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对整个西南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。即使是北方的压力减小,它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轻易开启战端。尽管后来清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,但是战争前期,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。

而且,战争前期是缅甸王朝和不服从它的傣族土司在打仗。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,缅甸会在土司政权中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做代理人,代理人和土司之间也会打仗;这些土司又会联合起来和缅甸王朝打仗,这就形成反复的战乱。乾隆二十七年以前,这些战乱基本没有波及中国边境,所以中国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。

另外,这与地方官员、封疆大吏的性格也有关系。当时云南的官员,包括总督爱必达、吴达善、刘藻这些人都不喜好边功,他们开边患的积极性不高。我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,一个是参加缅甸内战的桂家宫里雁,一个是积极防边的矿民集团的首领,总督吴达善把这两个人都处斩了,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惹事的心态。

东方早报:既然如此,中国最终是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?

杨煜达:中国是稀里糊涂被卷进战争的。

关于这场战争有两份重要档案,一个是《莽匪节略》,一个是《木匪节略》。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“莽匪”,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“木匪”,清廷知道“木匪”就是缅甸王朝(注:缅甸贡榜王朝起家的地方叫木疏村,故称为“木疏夷”);至于“莽匪”是哪一部分人,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,实际上没有搞清楚,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“莽匪”和“木匪”都是缅甸王朝。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,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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